苏轼是宋词豪放派的代表人物吗(苏轼什么派的代表人物)

谈谈苏轼与宋词“豪放派”的关系!

近来有些词论家把宋词分为婉约与豪放两派,而以苏为后者的领袖。这样评价宋词和苏轼,是否符合历史实情?

这是一个宋代文学史上的重大问题。随着时间的推进,豪放一派变为中国词史上的主流或进步或革新的力量,思想性、艺术性、文学价值最高。

而婉约派则是保守力量,消极成分、落后乃至庸俗不堪,不值得赞扬提倡,必须加以批判等。于是不谈词则已,一谈则言必称苏、辛,论必批柳、周。

“豪放派”既奉苏轼为教主,而据说苏词不守绳墨(“曲中缚不住”)可以随意写去的。

因此更受那些想做词而又无此才力者之欢迎,使他变成了不调平仄、不押韵的所谓豪放派自由词或“解放牌”词的“保护神”。

好像“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似的,只要苏东坡在此,词的一切格律都可以不管了。但按之实际,所谓北宋“豪放”派,根本从不存在。苏东坡这个“主将”,也有将而无兵。

苏轼是宋词豪放派的代表人物吗(苏轼什么派的代表人物)

我曾和一位唐诗专家谈起此事。我说,“北宋根本没有豪放派”。他听了非常惊诧,好久说不出话来,仿佛达尔文以前听人说“没有上帝”那样可怕。

我说,即使把苏词中的“大江东去”“明月几时有”“老夫发少狂”一类作品算作“豪放”词,我们至多也只能说,北宋有几首豪放词,怎么能说有一个“豪放派”?

如果真有这一派,试问有多少人组成?以谁为派主?写出了多少“豪放”词?收印在什么集子里?我提出了这些问题以后,那位同志想了一番,也只好承认北宋词人中并没有什么“豪放”派。

至于所谓“豪放词”,举来举去,也只是苏轼的那几首。即使再加上宋初范仲淹的《渔家傲》,甚至再加上苏轼的政敌王安石的《桂枝香》,一共也数不到十首。

能够得上一个派吗?我们就算承认苏轼的“大江东去”等篇是“豪放”词,就能把苏轼算作一个豪放的作家吗?有谁统计过苏轼一共流传下来多少词,其中有多少是豪放作品?

据我约略估计,龙榆生的《东坡乐府笺》共收词三百四十多首,像“大江东去”一类所谓“豪放”词,至多只有六七首。

其余的三百三十多首词中,也和当时别的文人的词作差不多,无非是些登山临水、吟风弄月、羁旅苦闷、相思愁恨以及赞美歌女舞伎、应酬朋友官吏之作。

苏轼是宋词豪放派的代表人物吗(苏轼什么派的代表人物)

在苏轼的集子中比别人更多的是赠送友人的姬妾之词,大多数是她们要求他写的赞美之词,她们珍藏着留作纪念。我说这些话,丝毫没有贬低苏词之意。

我只是要说明:苏词中“豪放”者其实极少。若因此而指苏东坡是豪放派的代表,或者说苏的特点就是“豪放”,那是以偏概全,不但不符合事实,而且是对苏词的歪曲,对作者也是不公正的。

苏词的价值,远远在几首所谓“豪放”词之上。

苏轼在中国文学史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而所谓“豪放词”也者,在他的全部著作中是极少数的偶而即兴之作。

而主张苏词为“豪放派”的代表的批评家们、把他们所举的例子加在一起,不到十首,怎么可以无限夸张这寥寥几首,而睁眼无视其余三百三十多首,这难道是对一个作家的公正评价吗?

即使算作赞扬,这种违背事实的赞扬,恐怕受之者也要不安的。有些选家,有些文学史的编写者,选来选去,评来评去,总不外“明月几时有”“大江东去”这几首。

但读者对于在苏轼身上贴“豪放派”签条这种手法,早已感到腻味了。读过苏轼全部作品的人看到这种八股式的签条,也会觉得是受了骗。

至于作者本人,他早已加入了“浪淘尽”的“千古风流人物”的队伍之中,再也不会提出不同意见了。

苏轼是宋词豪放派的代表人物吗(苏轼什么派的代表人物)

词中小令,如《浣溪沙》《菩萨蛮》《蝶恋花》《南歌子》《减字木兰花》《采桑子》等调是不适宜于塞入“豪放”气概进去的。

而在苏词全部作品中,这些适宜于描写浅斟低唱,绮罗香泽的调子却占了很大的比重。比起那些适宜于填所谓“豪放”词的长调来,要多好几倍。

例如用以填“赤壁怀古”(“大江东去”)的《念奴娇》,全集只此一首,填“明月几时有”的《水调歌头》,全集只有四首。

其他后人常用以表示“豪放”的《沁园春》《贺新郎》《八声甘州》,各只有一首。《满江红》最多,也只五首,而且也不是用以写“豪放”的。

可是,用以写倚红偎翠、绮罗香泽之态的小令,却大大超过了安装“豪放”词的长调:《浣溪沙》多至四十六首,《减字木兰花》多至二十八首,《菩萨蛮》多至二十二首。

其他如《蝶恋花》十五首,《南乡子》十七首,《南歌子》十八首。其他《西江月》《临江仙》《江城子》等每调均在十首以上。

这些大都是写所谓“绮罗香泽之态”的令词,在苏轼词中占这么大的比重,其中有许多是赠给歌女舞伎和朋友家中的姬妾的。

可见前人所谓东坡“一洗绮罗香泽之态”,全非事实。说这话的胡寅,他自己一首词也没流传下来,却敢于道貌岸然地教训人。

幸而除了真正低能者或以常州派掩其无知的别有用心者外,甘心受其指导的人并不多。我们一些宋词的论者或文学史的编写者却不核对事实,信以为真。

宋人评论诗文,好起哄打趣,编造“本事”,不核对事实,不考虑逻辑,给后世研究工作者造成一些混乱与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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