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锡伯族编年简史简志（锡伯族长相特点图片）

注：锡伯族先祖是属于蒙古语系的，但是它的一个部落——东夷，越过大兴安岭，到达了东北平原，与女真人先祖肃慎人混居，后来就接受了宿慎人的语言(通古斯语）。所以，从基因上讲，锡伯族是蒙古人基因，但是从语言上讲，却放弃了蒙古语言，接受了这个通古斯语言。

所以说，契丹人是仍旧说蒙古话的鲜卑后裔，而锡伯人是改说女真语的鲜卑后裔。——一位老师的考证

4.南迁驻防

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清政府将科尔沁蒙古王公台吉等“进献”的锡伯族，编入满洲上三旗(镶黄、正黄、正白旗)，安置齐齐哈尔、伯都讷和吉林乌拉三城驻防不久，又将此三城的锡伯人分别迁到京师(今北京)和盛京(今辽宁省沈阳市)。

这次拨移发生在康熙三十八年至四十年(1699~1701年)年间。在此之前，便有迁来沈阳的锡伯人，但为数不多，来的背景不详，如沈阳市于洪区平罗乡富强村锡伯族刘玉彦家谱记载:

始祖藤额里先人曾居满洲长白山悟拉山西北伯都讷各地，于康熙二十七年二月移来盛京，注册宁武图氏，当时入于镶自旗。

沈阳市新城子区黄家锡伯乡大孤家子锡伯族关玉善家谱记载:

始租于康熙二十八年奉命来至沈城以西三家子浮处，迨至三世祖迁沈北大孤家子……。

这两份家谱记载迁来的时间，都在大批南迁时间之前，分别在康熙二十七年和二十八年。有的更早是在顺治年间迁来的，如沈阳市新城子区黄家锡伯乡岳土屯锡伯族安国璋家谱记载:

溯我安氏，族系锡伯，原籍营城(今吉林省营城于)，自大清定鼎，附属满洲，于顺治八年(1652年)移驻盛京(今沈阳)，编入满洲正黄旗第一佐领下……。

下面记叙康熙三十八年至四十年期间，大批迁来盛京锡伯人的迁移背景，具体经过、分散驻防及其对锡伯族社会历史发展上的作用。

(1)背景及其原因

清政府为什么要将刚刚安居下来的锡伯族(指驻防齐齐哈尔等三城)迁到盛京和京师呢？在调查中问及锡伯老人，有的说:“跟老汗王过来的”，有的说:“老汗王借兵借来的”，因年代久远，世代相传也未能确切了。查阅资料，综合分析，清政府所以将驻防在齐齐哈尔及伯都讷的锡伯人拨来盛京，其历史背景及原因，不外以下两个方面。

首要的是为了整顿东北八旗，加强盛京防务的需要。这从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的一道上谕中可以得到证明。这一年，康熙皇帝巡幸东北，在检阅八旗官兵后，谕曰:

盛京、乌拉宫兵，不知法度，不象围猎之兵，将军惧于诸协领、章京面不管束，协领、章京惧于兵丁而不管束，风气极坏。……抵乌拉阅兵，因兵数众多而器械不齐，未能检阅全军，有火器兵而未经训练，亦未检阅。该火器并无所用处，相应裁汰。再水手杂役，未经训练，丝毫不谙船只，失其生计。此次，将军、副都统、协领、章京、骁骑校并不效力，甚属可恨，著停发俸禄，以观后效。

将军以下，骁骑校以上各员，著送其子一名至京师披甲。归化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地方，地阔有鱼，著黑龙江将军等招集齐齐哈尔所有锡伯人等，迁至归化城，交右卫军兼管。伯都讷，乌拉所有卦尔察兵，著并居伯都讷，看护牧群，伯都讷所有锡伯人等著迁至盛京，免除盛京八旗兵内懦弱之辈，家奴披甲，由锡伯人内选其身强力壮者，披甲代替。乌拉所有锡伯入等，著迁来京师当差。将锡伯、卦尔察迁移安置事宜，著明春委派大臣二员办理，移来京师之锡伯人等，著派去大臣当即办理，令其起程。

从这谕旨中可以看出，当时东北的驻防八旗已经衰败，官员不能管束兵丁，兵丁多不训练，急需进行整顿。尤其是盛京的防务更为紧要，满洲入关，定都北京后，不断由东北抽调满洲官兵驻守全国城镇要塞，致使盛京兵源不足，以“懦弱之辈，家奴披串”补充兵缺，兵力极为单薄，需要尽快解决；锡伯族原系打牲部落，勇敢刚强，善于骑射，适合迁到盛京，替换八旗兵内的弱甲，于是才有锡伯族拨来盛京之事。

其次，也是为丁加强对锡伯族的统治。由科尔沁蒙古进献的锡伯人被安置于齐齐哈尔，伯都讷和吉林乌拉等地。但他们地处边缘，清政府对之控制困难。

如康熙三十七年四月，黑龙江将军萨布素以锡伯佐领阿木胡郎等旷误防哨奏言；

此项锡伯人，自编牛录，设官披甲，供食俸饷以来，已有五六年竟至今不遵法令，伊等系特令坐卡查拿盗贼之人，竟如此旷误防哨，甚属可恨。此等之辈，若不严加惩处，则不能使锡伯、达虎儿官兵倾服法令，难以管教操练。

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内务府等衙门亦奏称:

锡伯等原系科尔沁之奴，为科尔沁纳贡服役，不堪生存。蒙皇上(康熙帝)眷佑，不惜钱粮，支银数百万两，将伊等自科尔沁赎出，安置于乌拉等地。驾临乌拉时，锡伯等本应致死效力，以报皇上之恩。锡伯等并不效力，丝毫不懂道理，故迁至盛京、锦州等处及京师诸城。均分至八旗兼管，令其披甲，俾学道理。

基于以上两种原因，清政府在把锡伯族全部编入八旗之后，很快就将他们陆续遣散到南边的盛京和西置京师以及山东德洲等处。

(2)迁来盛京的经过

根据《清朝文献通考》及《大清会典》等文献记载，锡伯族从齐齐哈尔，伯都讷和吉林乌拉迁来盛京及京师这件事，发生在康熙三十八年至四十年期间，其具体经过情形是:

安置于吉林乌拉二十牛录的锡伯人，于康熙三十八年初起程，当年四月到达京师。一部分留在京师，分至满、蒙八旗，令其当差，凡遇皇帝巡幸谒陵，因上驷院牧厩丁不敷用，则由满蒙八旗选用锡伯甲，少则几十人，多至数百人不等，主要给随驾太监备马牵驼；另一部分则分到顺天府所属的顺义(今北京市顺义县)、良乡(今北京市房山县良乡)、三河(今河北省三河县)和东安(今河北省安次县)及山东德州等地，驻守关卡。

迁来盛京的主要是安置于伯都讷和齐齐哈尔两地的锡伯人，他们分三批迁来盛京。

第一批是安置于伯都讷地方的三十牛录，此三十牛录于康熙三十八年春耕前迁到盛京。

第二批和第三批是安置于齐齐哈尔地方二十四牛录锡伯人，其经过情形比较曲折。

康熙皇帝先是谕旨把齐齐哈尔的锡伯人全部迁到归化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黑龙江将军萨布素接到此谕旨后，立即传令将二十四牛录分为两队，每队十二牛录，一队定于康熙三十八年迁往归化城，二队定于康熙三十九年迁移。当一切准备就绪，将由齐齐哈尔迁往归化城之际，康熙帝于康熙三十八年正月二十九日谕大学士伊桑阿等曰:本年自齐齐哈尔迁移之锡伯一半人口甚众，若迁至归化城，则归化城之米不足。著停迁归化城，于本年春耕前，不误农时，赶紧迁至乌拉境内，令其种田，俟收获后，食其所获之粮，迁至盛京。明年再照此例，迁其一半”。

因此，原拟迁往归化城的一队佐领札斯泰、阿玉西、迪延、阿木呼朗、当萨、巴延、乌尔图纳斯图、巴扎尔、德勒登、颁达尔沙、阿裕锡、肯哲客等十二牛录，各编为三个小队，每小队有协领一员，佐领、骁骑校各二员，兵二百名护送，钦派黑龙江付都统关保统率。自康熙三十八年二月十九日起，先后从齐齐哈尔起程。二月二十六日到达乌拉所属伯都讷地方。札斯泰等十二牛录锡伯人，在伯都讷地方种田收获后，继续迁移，于康熙三十九年正月二十六日到达盛京。这是第二批迁到盛京的锡伯人。

原拟迁往归化城的第二队，即札鲁、阿木呼郎、孔揆、巴璘、格玫、们笃、鄂绰尔、纳逊、翁散、巴哩兖、阿布喇勒、鄂罗等十二牛录，也被分为三个小队，每小队有协领一员，佐领二员。兵八十名护送，钦派黑龙江付都统耿格依统率，自康熙三十九年正月初七日起，先后起程，照第一队之例，先到伯都讷地方种田，收获后继续迁移，于康熙四十年春耕前到达盛京，这是第三批到达盛京的锡伯人。

南迁盛京及京师共七十四牛录。这与沈阳太平寺锡伯家庙碑文记载完全相符。

所有南迁盛京及京师七十四牛录的人，据《锡伯族南迁概述》记载，只知道札斯泰等十二牛录从齐齐哈尔起程前“共有八百二十三户，一万零八百零六口，其中丁一千七百八十五名”。

牛录是清朝八旗组织的基本单位，无固定人数，但在同一历史条件下和同一时期所编各牛录人数，大致相差不多。因此，以取其平均值的方法，试算七十四牛录人口总数为六万六千六百三十七人，不过，实际到达京师及盛京的总人口数不及此数。这是因为:逃亡及死亡人数较多。清朝政府所采取的强令迁移的措施。激起了锡伯族人民的反抗一一逃亡。仅以札斯泰等十二牛录为例，从齐齐哈尔到伯都讷，再从伯都讷到感京的证移途中就有一百五十五人逃亡。若将吉林乌拉，齐齐哈尔和伯都讷迁往京师及盛京途中的逃亡人数，统统加起来，那就很可观了。

死亡人数所以多，是因为当时交通工具极其简陋，清朝政府，强令自力迁移，迫使锡伯族人民以家奴易取牧畜，驾车驮物，长途跋涉，致使很多人劳累过度，而丧命于迁移途中。又以札斯泰等十二牛录为例，从齐齐哈尔到伯都讷的途中就有“去世之锡伯三十人，家奴十一人”。到伯都讷种田期间，还有“去世之锡伯--百六十二人，家奴一百零九人”，从伯都讷到盛京途中，又有“去世之锡伯三十九人，家奴三十二人”，共三百八十三人。由此观之，当年实际到达京师及盛京的人口，要少于上面推算的数字。

从伯都讷和齐齐哈尔迁到盛京的锡伯人，和从吉林乌拉迁到京师的锡伯人一样，不再象以前那样专设锡伯牛录，而是编在满、蒙八旗之中，分散到各地，使之披甲效力。正象沈阳太平寺锡伯家庙石碑所记载的那样：

圣祖仁皇帝，施以高厚之恩译，将锡伯部众分为三拨，于康熙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年(此处所记三个年代误写提前二年，实际是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年——编者)，迁入盛京，安置于全省各地驻防效力。

安置于沈阳的锡伯兵数，据《大清会典》记载:三批分驻沈阳的兵数为780人。又据《锡伯族简史简志合编》(初稿)载，锡伯族迁到盛京后，除分驻沈阳外，还有开原、铁岭、兴京、辽阳、牛庄(海城)、盖洲、熊岳、复州、金州、岫岩、凤城、广宁(北镇)、锦州、宁远(兴城)、义州、巨流河、小凌河、白旗堡、小黑山、闾阳驿、中前所、中后所等二十三处。为本民族历史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锡伯族在吉林乌拉、伯都讷和齐齐哈尔时，能任骁骑校、佐领等微职。南迁前夕，康熙三十七年，以锡伯等“宴中抢饼”为名，将所有锡伯官员全都“裁汰”(革职)。南迁以后，情况逐渐变化。迁到盛京的锡伯人，后因“于一切差使，均极奋勉”，渐渐为清政府重视和启用。到乾隆年闻，锡伯人内“已有官至副都统，总管，一等侍卫者”。“且官员之议叙、补放，均 与满洲同”。迁到京师的锡伯人，起初只能在各牛录里当差，后来开始以锡伯人充当前锋、护军，并有了锡伯领催、护军校、护军参领等职。这说明锡伯族的政治地位有所提高。

锡伯族原先居住的嫩江和松花江流域自然条件很好，宜农宜牧。因此锡伯人除了农业生产外，还兼营渔牧业，南迁以后，由于地理条件的变化和周围民族的影响，锡伯族的生产方式也随之而变，逐渐放弃渔业和牧业，而以农业为主了。他们耕种大面积的土地，除自己食用外，还要交纳官粮和地租。

如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移驻新疆伊犁的一千名锡伯兵，“在盛京时共有土地七千垧”。一垧地按十五亩计算，一千兵共占土地十万五千亩。当时“盛京所属各城有锡伯族协领二员，佐领二员，防御十九员，云骑尉一员，骁骑校三十六员，共六十员，兵三千九百一十四名”。取平均值计算，当时盛京的锡伯官兵所占土地达四十余万亩。由此可见，锡伯族迁入盛京后，完全是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了，改变了原有的生产方式，同时对当地农业发展也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随着锡伯族政治地位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锡伯族的文化生活也活跃起来。体现为两个方面:

一是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锡伯族人民集银六十两，购房五间，建立太平寺，嗣后又几经扩建完善从而有了固定的活动场所，逢年过节，举行庙会，聆听众喇嘛诵经。

再个是锡伯人普遍使用了满语。锡伯人在齐齐哈尔等处时，会说蒙语的较多，通晓蒙文、满文的也有，有时黑龙江将军衙门需要咨文蒙古路驿站，因墨尔根(今黑龙江省嫩江县)地方没有人会写蒙文文书，先用满文草拟文稿，送到齐齐哈尔，找通晓满蒙文书的锡伯人按照满文底稿译成蒙文，然后送到蒙古路驿站。

南迁以后，由于锡伯人被分散在各处满洲人内，就主要说满语，使用满文了。到乾隆年间，拨往新疆伊犁的锡伯人，到现在还沿袭使用着满语与满文，就是那时带过去的。(见:赵志强、吴元三:《锡伯族南迁概述》载，《历史档案》1981年第 4期)。

摘自《沈阳锡伯族志》1987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