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派首先兴办的是()-（洋务派兴办洋务的目的是）

在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有一座巨无霸型钢铁企业，这就是已经与宝钢合并为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的原武汉钢铁公司，其前身可以追溯到晚清时期张之洞建立的汉阳铁厂。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在谈到中国民族工业时，曾说过有四个人不能忘记，其中“讲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说的就是张之洞对中国钢铁工业的贡献。

从清流干将到洋务派后起之秀

与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运动的开创者不同，张之洞投身于洋务运动较晚，这与其早期经历和思想状况有关。

洋务运动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兴起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并没有给国人带来多大冲击，中国社会仍然在强大的惯性作用下运行着。而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战争规模之大、中国失败之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对中国权益损害之巨，使当时的中国人认识到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深刻地认识到了中国的落后和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自此开始了引进西方先进军事经济技术的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征程。

在19世纪60年代初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发起洋务运动时，张之洞才刚刚进入官场。

张之洞（1837—1909年），字孝达，号香涛，直隶南皮人。他出身官宦之家，自幼受到良好教育，1863年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1867年之后的10年间，他先后担任浙江乡试副考官、湖北学政、四川乡试副考官、四川学政等职务，在考官任上不徇私情，认真拣选人才。

1874年前后，清政府内部形成了一个以标榜名节、评说时政、上书谏事、纠劾官吏为特点的派别，号称“清流派”，以军机大臣李鸿藻为首，成员主要为御史、翰林等言官，张之洞成为其骨干成员。有人以“清流”谐音将其比喻为“青牛”，张之洞和张佩纶则被称为“青牛角”，意思是他们是清流派中最敢于战斗、也最能战斗的人。他们反对对外妥协，坚决维护国家利益，但思想比较保守，反对向西方学习，对洋务派多有批评，认为李鸿章等是“浊流”。

不过，正所谓“形势比人强”，张之洞到地方任职后，严酷的现实使他改变了思想。

1882年，张之洞出任山西巡抚，遇到了在这里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开始接触“西学”，认识到西方“长技”的优越性，并在太原设立洋务局，准备建立机器局，引进西方的机器生产，但未及实行，中法战争爆发，他力主援越抗法，认为中国可以战胜法国。1884年5月，在中法战争的炮火硝烟中，清政府任命张之洞署理两广总督，主持广东前线的抗法战事。通过中法战争的实践，张之洞更充分认识到西方的先进性和学习西方的必要性，思想为之“一变”。按照他的幕僚辜鸿铭的说法，此前张之洞“以维持名教为己任”，而“洎甲申马江一败，天下大局一变，而文襄之宗旨亦一变。其意以为非效西法图富强无以保中国，无以保中国即无以保名教”。也就是说，“保名教”的初衷并没有变，但是前提是“保中国”。而要“保中国”，就必须改变宗旨，向西方学习，从而跻身于洋务运动。

在洋务运动中，洋务派和顽固派围绕建造铁路进行了长期的争论。1888年，李鸿章通过醇亲王奕譞提出修筑天津至北京通州的铁路，遭到顽固派的激烈反对，这时张之洞提出缓修津通路、改筑卢汉路（北京南卢沟桥—汉口）的建议。清政府为了平息争论，也有意抑制李鸿章势力的膨胀，批准了张之洞的建议，并调张之洞为湖广总督，主持其事。

张之洞一经投身洋务运动，便以其宏阔的手笔和凌厉的做派，在湖北地区大张旗鼓地开展了一系列现代化建设活动，从而成为洋务派的后起之秀。

“亚洲第一雄厂”

张之洞对钢铁工业的重要性有很清楚的认识，在他的现代化建设计划中，钢铁工业是重中之重。他清醒地认识到，武器装备离不开钢铁，不能受制于人。江南制造总局、天津机器局虽然也设立了钢铁厂，但规模太小，产量太低，远不能满足需要，一直以来“各省制造军械、轮船等局，所需机器及钢铁各料，历年皆系购之外洋”的现状不能再继续下去了，这是事关国防安全的大事。除了军械制造外，需要钢铁之处还有很多，民间日用也离不了钢铁，钢铁主要依赖进口也会对国计民生造成很大损失，他算了一笔经济账，根据《贸易总册》，1886年各省进口钢铁等共值银240多万两，1888年增至280多万两，如果任由这种局面继续下去，长此以往，中国将愈益贫困。因此，建立自己的钢铁工业，已经是刻不容缓。

在两广总督任上，张之洞就开始着手筹建钢铁厂，在广州城外珠江南岸选定了厂址，准备在广州大干一场。恰在这时，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接替他的是李鸿章的哥哥李瀚章。李瀚章不像他的弟弟思想开明，对向西方学习的洋务运动毫无兴趣。而洋务运动不是清政府的国策，对地方大员没有约束力，地方大员可以自行其是。既然李瀚章没有兴趣，张之洞自然是偷着乐，欣然将机器设备全部运到了武汉。

1890年春，张之洞在武昌设立湖北铁政局，委派在广东时就跟着他办洋务的候补道员蔡锡勇为总办，主持建厂事宜。经过3年多的建设，到1893年9月，汉阳铁厂完成基本建设，计有生铁厂、熟铁厂、贝色麻炉钢厂、马丁炉钢厂、钢轨厂、钢材厂6个大厂，机器厂、铸铁厂、打铁厂、造铁路用鱼尾板厂4个小厂，另外还有洗煤机、炼焦碳炉、动力、供热、供汽、起重、铁路、桥梁、码头等设施，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钢铁联合企业，也是东亚地区最大的钢铁厂。严格意义上说，中国现代钢铁工业，是从张之洞建立汉阳铁厂开始的。

1894年6月，汉阳铁厂正式投产。投产初期，由于煤炭供应跟不上，生产能力不能充分发挥，故而产量并不高。而且由于矿石和炼炉不匹配，产品质量也不高，钢的含磷量过高，韧度不够。产量低，质量差，花的钱却远远超出预算。钢铁厂建立时是“官办”，张之洞以其是为卢汉铁路生产钢轨为由而设，并非湖北一省之事，奏请由户部拨款。但官办企业充斥衙门作风，不按经济规律办事，人浮于事，浪费严重，使得钢铁厂经营困难，难以为继。

在这种情况下，张之洞决定“招商承办”，并看好了游走于官商两界、时任津海关道的盛宣怀。盛宣怀有经营企业的才干和经验，他早就看好了钢铁业的发展前景。甲午战争后李鸿章失势，他想转身靠上张之洞这棵大树，而且汉阳铁厂已经打好基础，他乐得做个顺水人情。1896年5月，盛宣怀接办汉阳铁厂，由“官办”改为“官督商办”，招募商股，解决了资金问题，改善了经营方式，不久又更换了炼炉，解决了矿石与炼炉不匹配的问题，产量和质量都大大提高。清末民初修筑铁路所用铁轨基本上都是用的汉阳铁厂的产品，质量极佳，近年陆续报道在四川、湖南、甘肃等地发现有汉阳铁厂铸造的钢轨仍在使用中。

打造军事工业“汉阳造”

张之洞的志向并不仅仅局限在重工业的钢铁生产方面，他有一个自成体系的现代化建设方案，其中还包括了军事工业、轻工业和为现代化培养人才的新式学堂。

军事工业是湖北枪炮厂，又称“汉阳兵工厂”。首先让国人意识到中国落后于西方国家的是军事武器。洋务派兴办洋务的主要目的是自强御侮，因此首先建立的是军事工业，张之洞也不例外，1890年他建立了湖北枪炮厂。作为洋务派的后起之秀，他建立的湖北枪炮厂虽然建厂最晚，但他建厂的原则，一是求大求全，二是求精求新。因此，第一，湖北枪炮厂并没有局限于制造枪炮，而是扩大到生产枪弹、炮弹、炮架、无烟火药甚至炼钢。第二，引进西方最先进的机器，生产最先进的枪炮。他本来已经请驻德国公使许景澄在德国订购了机器，但在得知西方国家的军队已经改用新式小口径步枪的消息后，立即致电许景澄，要求许景澄改订新式机器。湖北枪炮厂生产的武器俗称“汉阳造”，逐渐成为中国军队的制式武器，打响武昌起义第一枪的枪就是“汉阳造”，一直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队使用的步枪还大多是“汉阳造”，我们在关于抗日战争的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中可以经常看到。

轻工业方面主要是纺织4局，分别是1889年建立的湖北织布局，1894年建立的湖北纺纱局和湖北缫丝局，1898年建立的湖北织麻局。人人都要穿衣，纺织品具有巨大的市场。英国工业革命就是从纺织业开始的，英国也成为当时世界最大的纺织品出口国。中国传统的手工纺织不敌质优价廉的洋纱洋布，深受其害。对此，张之洞痛心疾首，指出：“棉布本为中国自有之利，自有洋布、洋纱，反为外洋独擅其利……今既不能禁其不来，惟有购备机器，纺花织布，自扩其工商之利，以保利权。”张之洞充分利用湖北纺织原料丰富、交通便利的优势，一口气建立了纺、织、丝、麻4个工厂，虽然各厂效益不都很好，但是奠定了华中地区纺织工业的基础是毫无疑义的。

“以工为体”

重视发展现代工业，是张之洞经济思想的突出特征。

与很多思想家一样，张之洞高度重视现代工商业在富国强兵和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但在工、商二者的关系上，他更重视工业，认为工业才是经济发展的关键。他不认同“以商立国”的观念，他认为，商业是商品之间的交换，需要先有商品才行，而商品来自于生产，生产则端赖于工业，“商务为本”的观点未免本末倒置了。

在张之洞之前，薛福成已经指出，“泰西风俗，以工商立国，大较恃工为体，恃商为用，则工实尚居商之先”。薛福成更看重商业的作用，认为“商握四民之纲”，而张之洞显然更看重工业的作用，二人着眼点有所不同，各有道理。但毫无疑问，张之洞“工为体，商为用”的观点是他在湖北建立包含有重工业、轻工业和军事工业这样一个工业体系的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