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海防与塞防之争的历史背景（清朝时期海防和塞防之争实质）

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浩罕汗国的阿古柏自中亚入侵新疆，同时日本又自海上入侵台湾。面对东南沿海与西北内陆同时出现的危机，清廷内部就国防部署上展开了一场“海防”与“塞防”之争。海防派以李鸿章为主，主张放弃新疆，专注于东南海防。“塞防”派则以左宗棠为主，主张塞防、海防并重，坚决要求收复新疆。最终，清廷采纳左宗棠的建议，任命他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主持收复新疆。同时，又命沈葆桢、李鸿章分别督办南、北洋防务，筹办海防。上述是晚清“海防”与“塞防”之争的一个大致情况。下面将对“海防”与“塞防”之争的背景、海塞两派各自的具体主张、海防塞防之争的影响进行详细的探讨。

（一）、“海防”与“塞防”之争的缘由

海防与塞防之争是在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东南沿海与西北内陆同时出现危机，而清政府财力枯竭，无力同时加强海防与塞防的情况下产生的。

先来看东南沿海，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便不断地自海上入侵中国，迫使中国签订种种不平等条约。而1874年日本借口台湾原著居民杀害琉球渔民，派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领3000余人侵犯台湾，最终在英、法、美三国驻华公使“调停”下，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台事专约》。更使清政府意识到海防的重要。

就在东南沿海频频示警的时候，清朝在西北内陆的统治亦出现危机。1862年，关中地区的回民发动起义，随后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地区的回民都发动了反清起事，回民起义几乎波及整个西北地区。1865年，浩罕汗国的军官阿古柏趁新疆局势动荡之机入侵新疆，先是侵占南疆各地，宣布成立“哲德沙尔”（七城汗国），随后又入侵北疆。就在阿古柏入侵新疆的同时，俄国又趁火打劫，出兵侵占伊犁河流域。面对西北地区出现的危局，清政府于1866年任命左宗棠为陕甘总督，负责平定西北回民起义。直到1873年，左宗棠已完全平定陕、甘全境，初步完成使命，准备进军新疆。正当此时，日本却又侵入台湾。

面对东南沿海与西北内陆同时紧张的局势，清政府却无法做到两头兼顾，因为此时清政府财政日绌，渐渐开始仰赖外债。财政困难使清政府无法同时加强海防与塞防，最终导致了海防与塞防之争。

（二）、

“海防”派与“塞防”派的各自主张

“海防”派的代表是李鸿章，这一派主张专事海防，放弃新疆。他们主要从以下几个角度主张放弃新疆：从地理而言新疆离北京远，北京离海近，因此海防比塞防重要；从财政而言，朝廷财政拮据，而新疆之役毫无胜算，并且新疆土地贫瘠，对中国毫无价值，而东南沿海为财赋之地，地位远比新疆重要；新疆周边都是强敌，无法长期固守，不如先放在一边，以做长期缓复的打算。总之，“新疆悬远，去之不为不可，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心腹之大患愈棘”[1,p848]。与其花费高昂代价收复价值不大的新疆，倒不如将收复新疆所用军费用于加强海防。

并且当时中国面临这一种与古代完全不同的国际局势，因此必须从传统重视边塞的国防观中转向以海洋为主的国防，正如李鸿章在《筹划海防折》所言“历代备边， 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 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 各国通商传教， 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 阳托和好之名， 阴怀吞噬之计， 一国生事， 诸国构煽， 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1,p847]面对一种“千年未有之变局”，只有建设一支现代化海军才能应对。

“塞防”派的代表人物是左宗棠，这一派主张海防、塞防并重，坚决要求出兵收复新疆。他们认为俄国的威胁远大于其他国家，“窃维泰西诸国所以谋我也，其志专在通商取利，非别有奸谋”[1,p858]，但是俄国侵略中国是“既想获取商业让步，也有领土要求”。[2,p234]其次，强调新疆对中国国防的重要价值，指出中国历代王朝在处理边患问题上都是以西北为重，并且认为一旦新疆有失，塞外就将无险可守，正如左宗棠所言“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联，形势完整，外患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古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1,p859]

可见新疆特殊的国防价值。并且新疆为前代帝王所经营之地，康熙帝经营蒙古，乾隆帝平定准噶尔部，奠定西北百年和平安定，因此清廷不应轻易放弃祖宗所得之土。[1,p863]最后，关于财政问题，左宗棠认为海防需饷有限，完全不用挪用塞防之饷。

以上便是“海防”派与“塞防”派各自的主张，最终经过争论，清政府采纳了左宗棠的意见，于1875年5月任命他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授予他筹兵、筹饷、指挥军队的权力，全面主持收复新疆事宜。但与此同时，清廷又命沈葆桢、李鸿章分别督办南、北洋防务，加强海防。所以，清政府采取了海防与塞防并重的国防策略。

（三）、对海防与塞防之争的评价

海防与塞防之争，是一场关系国防建设大局、关系新疆存亡的大争论，在这场争论中，左宗棠等人坚持海防、塞防并重，必须并能够收复新疆的主张是正确的，既反映了他们的近代国防观，也反映了他们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气节；李鸿章等人重视海防，加强海防建设的观点也是正确的，但他对新疆的战略价值估计不足，主张放弃新疆无疑是错误的。争论的结果最终是清政府采纳左宗棠收复新疆的意见，任命他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这就为后来收复新疆和被俄国人侵占的伊犁以及后来新疆设省提供了条件：同时又任命李鸿章、沈葆桢主持海防，这就为清政府创建近代海军奠定了基础。[3,p166]

但是，过去学者更多地将海防与塞防之争视为是一场爱国与卖国的争论，李鸿章主张放弃新疆是其对外投降妥协、出卖国家主权的表现，而左宗棠主张收复新疆则是一种维护中华民族长远利益的爱国主义表现。[4,p387-388]诚然，李鸿章主张放弃新疆是错误的，但不能因此而给李鸿章贴上卖国主义的标签，事实上，李鸿章主张放弃新疆，更多地还是出于加强海防的考虑。并且海防与塞防之争也不能简单地被当做一场爱国与卖国的争论。海防与塞防之争其实就是李鸿章、左宗棠等人从不同的角度加强国防部署以抵抗帝国主义的威胁，他们的争论对中国意义重大，使“中国朝野上下逐渐体会到列强的侵略本质，亦使得日后全国人心逐渐觉醒，民族主义得以激昂”[1,p870]。

参考文献：

1、王建朗,黄克武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2、徐中约.中国近代史[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

3、朱英，章开沅主编.中国近现代史[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

4、胡绳.从五四运动到鸦片战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